李家山青铜艺术探索-古滇国与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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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玉溪地区、江川县文物管理所的考古工作者，联合组队对江川李家山古墓群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总共清理59座古墓葬，出土青铜器等各类文物2173件。这是继1972年后的第二次重大发掘。这次出土的大批随葬品，具有古代滇人文化典型特色的青铜器文物，为研究云南古代历史与文化艺术，提供了异常丰富和极为珍贵的考古资料。因而被评为1992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引起中外考古界和学术界对古滇文化的浓厚兴趣。笔者注意到，在这一大批出土青铜器中，有蛇形的青铜器物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或者说是占第一位。数量之多，引人注目。  

这批珍贵的文物资料，经过有关文物专家和编辑人员的认真挑选，从出土的两千余件中筛选140件精品，摄成彩照，精印成《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大型画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出版发行）。本文试以此书为例，粗略探索蛇——这一动物形象在古滇国的地位问题。据统计，被收进这本书中的140件青铜文物精品中，有蛇动物艺术选型的就有34件，占24.28%。这恐怕不是文物专家和编辑们的偏爱所至，而是确有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在这34件蛇形象青铜器中，反映了古滇社会战争、生产、生活和各个侧面。属于兵器类的有4件：“蛇头纹钺”“蛇头形剑”“蛇头剑柄”和有蛇形纹的“铜剑鞘”。属于生产工具类的有“蛇头銎铲”“蛇形镂孔器”“蛇头纹叉”等4件，属于生活用具类的有“五牛线盒”“六鹿铜锥”3件。反映祭祀活动的有“虎牛鹿贮贝器”和“执伞男俑”。更多的是工艺精美装饰品扣饰类，共21件。如“长方型蛇边扣饰”“二牛交合扣饰”“二虎一豹噬牛扣饰”……等等。丰富多彩，神态各异，令人拍手叫绝。  

古滇国的奴隶主和贵族们为什么喜观蛇？古滇国的艺术家和工匠师们为什么热衷于蛇的艺术造型？这恐怕可以算得上是一个谜。我们对古代滇人蛇文化之谜的探索，也是了解、认识蛇在古滇国地位的重要方面。蛇青铜选型艺术独具特色据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等地古墓群出土的古滇青铜器，动物种类有40余种。李昆声先生在《云南艺术史》一书中，论述“青铜造型艺术”列举40余种动物种时，把蛇排在第15位[1]。而刘小兵先生在《滇文化史》一书中却说“常见的动物纹饰和圆雕造型有蛇、蛙、牛、羊……”[2]，把蛇排在首位。由于他们文章论述角度的不同，蛇的排行位置就有所不同，这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大家都注意到蛇这个动物在青铜造型艺术的位置。在古滇青铜器中，“动物造型独树一帜”[3]而蛇动物的造型，不仅出现很频繁、很特殊，而且是独具特色的。我们就以《云南李家山青铜器》一书中的34件蛇形、蛇纹青铜器物的造型表现手法看，有的是独蛇圆雕，有的是二蛇盘绕，有的是三蛇相缠，有的是4蛇浮雕，最多的是8蛇组合圆雕，真是应有尽有，千姿百态，形象生动，令人惊叹！在表现“兽斗”的动物题材里，更显蛇在青铜艺术的特殊作用和表现力。略举二例：“虎豹噬牛扣饰”——一虎一豹一牛同立于一条巨蛇身上。虎从牛后猛扑牛背，嘴撕咬，豹咬住牛前腿，尾绕牛角，而蛇尾则于虎尾相缠，蛇头昂起伸向前方。“二虎噬鹿扣饰”——表现的是二虎一鹿在蛇背上搏斗。一虎扑上鹿背，一前爪深陷鹿肩，另一前爪紧扳鹿角，后爪抓住鹿胯。另一只虎立于鹿前，一爪扳住鹿角，一爪抓住鹿腿，张口欲噬。鹿张口伸舌哀鸣，作狂奔姿势。它们脚下的蛇则口咬虎尾，尾缠鹿足，在这里，蛇与虎、牛、鹿的整体构图十分流畅精美，把虎豹的凶狠和牛鹿的无可奈何，弱肉强食的情景，刻画得淋漓尽致。在表现“人与兽斗”的场面，更是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再看三例：“五人缚牛扣饰”——一条健壮有力的公牛，头颈被套上绳索。五个身穿短襟无袖衣服的滇人，臂佩带着钏，跣着足。其中三人抚住牛背，一人拽牛尾，一人挑于牛角之上。这五个人和牛都站在一条身上，蛇尾巴把牛的左前腿与牛角上那个人的腿紧紧缠在一起，描绘五人同心合力制服公牛的精彩场面。“三人猎豹扣饰”——塑造的是三人二犬与一豹博斗。一人跃踞豹背，右手一匕首直插豹身。一人双手紧抓豹尾，豹子拼命挣扎、反抗，两支爪子紧抓另一人腿部不放，其嘴咬人肩。那两只猎犬，一只咬住豹的腹部，一只咬住豹的爪子，体现了与猎人配合默契的动态感。它们足下的那条蛇，口咬一人的长头发，尾巴缠绕另一人的腿部，形成立体画面，栩栩如生。以上四例，是展现“兽斗”、“人与兽斗”中，他（它）们与蛇艺术效果的缩影。同时，我们还发现另一方面的重要题材与内容，是一个、二个动物与蛇，一个人、二个人和动物与蛇的和谐关系。如“立豹”“立熊”“二牛”“喂牛”“骑士猎鹿”等等。以上提到的造型底部，即依托部分全是一条或两条蛇，组合成完整的青铜艺术精品。  

那么，古滇的工匠师们为什么不选用其它动物，而普遍偏爱选用蛇呢？可能会有许多解释，但，我以为主要有两种可能。一是从艺术观点上讲，就是“代表土地的长蛇，将重叠的三者从脚下联系起来，使整个构图具有一种向前翻滚的运动感。”[4]二是从民俗学的角度看，这个蛇现象，应该同古滇人的原始宗教有密切关系，是图腾崇拜在青铜艺术的具体反映。蛇是古滇人的图腾图腾崇拜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一种普遍文化现象。“图腾通常被视为吉祥物，灵物和氏族标志，是灵物崇拜的一种；而图腾神则被视为保护神，他们既是氏族、部族、甚至民族的始祖，又是某种地位很高的自然神。它是多神崇拜中的祖先崇拜与自然崇拜的混合产物。”[5]各个部族、民族都有自己崇拜的图腾，以祈祷保佑安康、兴旺、发展和威慑邪恶的力量。但是，古代滇人崇拜什么？以何物为图腾崇拜呢？据现有资料表明，学术界似乎存在两种说法。第一，“有人认为蛇是滇人的图腾。”[6]这里的“有人认为”，只是有的人，或者一部分人，还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蛇是滇人的图腾而受到崇拜。”[7]这是比较肯定的观点。但是，还不是十分肯定。因为蛇只是“作为”图腾而受到崇拜。还不能说是古滇民族、或古滇人已经存在的传统信仰图腾崇拜。这里又不得不涉及到古滇国的主体民族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只是有关联而涉及罢了。据有关资料表明，古滇国的主体民族大体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滇王国的主体民族是汉人。”[8]第二种观点认为“滇国以ｂó＠①族为主体，故称‘滇ｂó＠①’。”[9]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滇国的主体民族是古代‘百越’族系中的一支。[10]本文就以第三种观点来探索古滇人的蛇图腾崇拜，似乎更符合滇王国古墓群出土文物所展示的情景。其一、滇池地区出土的大量铜犁、铜锄、铜镰等农具表明，古百越、古滇人都是以种植稻谷为主的农耕民族。其二、出土的“纺织贮贝器”以证明他们都是善于纺织的同一民族。其三、出土的铜孔雀和铜屋中的孔雀开屏，以及许多孔雀衔蛇图案、花纹等，又说明他们都是喜爱孔雀的民族。其四、出土的铜钺、蛇纹身、羽人竞舟……等，都是同一民族的兵器、习俗。其五、出土的诸多贮贝器中，其“杀人祭祀场面”里均有祭“铜柱”“铜鼓”。这个神圣的“铜柱”上，还有被裸体捆梆和带脚铐之人。在祭“铜鼓”时，有的人头已被砍下，其身仰卧一旁。在祭祀活动中，有表现播种时的祭祀仪式，也有表现收获时的祭祀仪式。这就说明古滇人善于经营农业。为农业民族的习俗。可以这样认为，前面提到的“表现杀人祭祀贮贝器上，其铜柱上也盘绕着蛇。其目的也是为了象征性地表示这种祭祀时牺牲者复活后变成了代表农耕神的蛇。”[11]依照这个观点，蛇，就是古滇人的农耕神。蛇，就是古滇人的图腾崇拜物。这应该是合乎情理的。  

古滇人以蛇为农耕神而崇拜蛇神，逐步发展和形成的蛇文化，从战国至西汉时期，已经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文化现象。从蛇图腾的超人的神力，如祭礼仪式所表现的，到震慑力，如青铜兵器反映的蛇头纹钺、蛇形剑鞘，一直普及到生产、生活中的蛇头銎铲、蛇头纹叉和名目繁多的扣饰，以及蛇纹身，以示他们是蛇的子孙等等，已被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出土的大量青铜器所证实。这些古滇青铜文化，真实地反映了古滇人的基本思想观念，是崇拜蛇、信仰蛇的自然崇拜或原始宗教的文化形态，然后演变、扩展到拴器铸造、农具生产和日常生活及装饰品的各个领域之中。  

他们所体现的是一种精神信念寄托：视蛇为保护神，相信蛇神能保佑他们战胜敌人和灾难。驱赶邪恶和疾病，达到清吉平安与发展；信奉蛇为农耕神，并通过祭祀仪式，祈求一年里农业能够获得好收成。还有，最具说服力的是那颗象征至高无上的、代表滇王国统治者最高权力的“蟠蛇钮，蛇背有鳞纹，蛇首昂向右上方”[12]的滇王金印。这一颗“蟠蛇钮”的滇王金印，不仅证明古滇国的统治阶级和社会人员，都是以信仰蛇为中心的文化特征，而且也得到西汉王朝的承认。所以，我们“在理解滇国文化时必须注意，他们的文化是信仰蛇的文化。”[13]这种论断看来是符合古滇国的历史状况的。据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蛇形、蛇纹青铜器了。这些今天的珍贵文物，过去的随葬品，进一步表明古滇贵族们蛇神崇拜意识——奢望死后蛇神还在保佑他们上天堂。到此，我们可以完全有理由认为，古滇国的蛇文化之谜也就迎刃而解了。  

【参考文献】：[1][3][4]《云南文物》1994年4月第37期[2][7]刘小兵著《滇文化史》第32、37页[5]史波著《神鬼之祭》第123页[6]顾峰著《古滇艺术新探索》第13页[8][9][10]龚友德、姚天祥编著《滇文化之谜》第15、16、17页[11][13]（日）鸟越宪三部著《倭族之源——云南》第40页[12]《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