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的兰、竹、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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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进生  

　　位于武夷山北段东南侧，闽江上游的闽北，是福建省的绿色腹地。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照丰富、四季分明，属中亚热带海洋性温润季风气候。境内峰峦重叠，河谷纵横，地表切割强烈，盆地相间分布，是个典型的山地丘陵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优越使闽北拥有目前中国面积最大（999.75平方公里），以武夷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武夷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核心的武夷山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六个省级风景名胜区（延平茫荡山、建瓯归宗岩、松溪湛庐山、政和洞宫山、浦城浮盖山、顺昌宝山）和四个省级自然保护区（建瓯万木林、延平茫荡山、邵武天成岩、松溪白马山）。闽北的森林覆盖率达75.75%，特别是武夷山自然保护区，植被保留完整，物种齐全稀罕，森林覆盖率达92%，被誉为“世界生物基因库”、“蛇的王国”、“鸟的天堂”、“昆虫的世界”。1987年，武夷山被联合国科教组织纳入“人与自然生物圈保护区”；1992年，被列为全球生物多种性示范保护区；199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正式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成为中国4处、世界22处“双遗产”地之一。  

　　森林孕育了闽北远古的文明。早在4000多年前，闽北就有原始先民的活动。先民们依靠森林提供的丰富生物资源在此生息繁衍，他们在创造远古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原始的崇拜森林、热带森林、关爱森林的森林文化和生态文明。  

　　由于闽北地处沿海与内陆的结合部且生态资源丰富，历史上北方人口不断迁移到这里，闽北成为中原文化入闽的走廊，中原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的融合，以武夷山文化为标志的闽北历史文化既有鲜明的地域性、地方性特点，又具有与中原文化的密切关联性和继承性。同样，武夷的森林文化也极富地方特色，但又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它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武夷森林文化和生态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兰、竹、桂以它们固有的生物天性、悠久的文化历史积淀和特有的人文涵养，成为闽北最具特色的人格化花卉与植物，并成为武夷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  

一、武夷的兰花和兰文化  

　　兰花是中国传统的名贵花卉，中国兰花所展现的素淡、雅致、清幽、皎洁的风韵，与中国人推崇的忠贞、廉洁、质朴、坚韧的情操完美结合，形成了中华民族对兰花欣赏的独特理念，构成了内涵深厚的中华兰文化。兰花作为武夷山世界遗产地内的最具观赏植物，其本身就以其品种的优秀、栽培历史的悠久、古今的题咏丰富而具有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的性质。  

（一）武夷山的兰花资源  

　　兰花，是多年生长常绿草本植物，叶由跟丛生，细长而尖。能长至一尺，多至二、三尺。四时都可以开花，开花时由叶丛中抽出花茎，一茎可以开一萼至二、三十萼，花朵秀丽小巧，花香幽馥清远。兰花原“生在深山幽谷之间，不为无人而不芳；长于悬崖峭壁之上，不因轻寒而乍萎，清风过之，其香霭然”。固有“花之君子”之称，国花之誉。  

　　武夷山市境内地势北高南低，无论是南向北进的暖湿气流，还是冬季北往南下的干燥寒流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武夷山脉的阻挡，正是因为武夷山市处在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的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尤其是北部、西北部与江西省毗邻一带中海拔山区，气候凉爽，云雾多，湿度大，阔叶树林居多，腐叶土层厚，土壤即肥沃又疏松透气、透水，这些都为兰花的生长提供良好的环境，因此这里的兰花资源十分丰富，成为我国兰花分布的地理中心。武夷山兰花品种繁多，不仅有储量大的寒兰、秋兰、春兰、蕙兰、建兰、四季兰，还有凤兰、兔耳兰、檀香兰、石斛兰、斑叶鹤顶兰等品种。武夷山兰花资源的普查统计部门表明，武夷山的兰花品种占全国的70%以上，而武夷山寒兰又占各群种的70%——80%，可谓是中国一个难得的兰花资源宝库。同样，与武夷山毗邻的建阳、建瓯、邵武乃至于整个闽北的深山，都广有兰花分布，尤其是建兰，古代曾作为与武夷岩茶同等的闽中贡物。清代闽籍诗人李鸿瑞在《素兰唱和集》中曾留下“枫亭荔子幔亭茶,闽产还宜让此花”的佳句。  

　　武夷山的寒兰由于长期与其他兰花混生，有了自然杂交的条件；还由于受产地生态条件的影响，它的自然花期也随之而改变。因而，既有凌霜斗雪开花的原生种，又出现了暖春开花的春寒兰，炎夏开花的夏寒兰，金秋竞艳的秋寒兰等自然变种，这就使寒兰能开花四季。寒兰的叶姿修美飘逸，花色五彩缤纷，是国兰中花色最丰富，花形最多样的品种，由于武夷山的寒兰品种多、香味好、储量大，因此武夷山也被国内专家誉为“中国寒兰之乡”。2003年7日，由武夷山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兰花被确定为武夷山的市花。  

　　（二）兰花的人文审美价值和武夷的兰文化  

　　武夷山兰花是中国兰花家族的重要成员，武夷山的茶文化是我国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兰文化历史悠久，文化含蕴深厚。我国古籍中有关蕙兰的记载最早见于《诗经》，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我国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曾赞兰花“芝兰生于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贫困而改节”。孔子道，“与善人交，如入芝兰之宝，久之不嗅其香，与之俱化矣。”并誉兰之为“王者香”。战国时期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更是在《离骚》中以兰花比拟品格高洁：“绿叶兰素技，芳菲菲香袭余，”“余既滋兰之九畹，又树蕙之百亩。”古人认为，花品有高下之别是天地所赋，兰花生长在穷山僻野却奇香扑鼻。更可贵者，兰花具有不与群芳邀宠，不求闻达于世的自然品质，这正是古人认为正人君子所应具备的品质，于是花品与人品就自然的融合起来了，兰花于是就成为高洁、典雅、人文精神和爱国、坚贞不屈的优秀人格品质的象征，成为一个色彩绚烂的文化符号。一株兰草万首诗，一箭兰花千幅画，历代文人墨客歌咏、赞美、颂扬兰花，凝练成我国意蕴深远灿烂辉煌的兰文化。  

　　兰文化还深入了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将朋友相契结为兄弟称为“义结金兰”；真诚纯洁的友谊称为兰谊；好的文章、书法称为兰章；贤人去世或优秀人物早逝称为兰摧玉折。此外还有兰期、兰襟、兰质等许多美称。兰花，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结晶之花。  

　　武夷山人究竟何时开始栽培兰花，难以考证。武夷山的成村古汉城遗址，这里曾经是汉代闽越国的国都，越王勾践后裔无诸因助刘邦有功而被封为闽越王，无诸是否也承袭了其祖先勾践“种兰渚山”，以表明其复国报仇的心志呢？有研究者推论，当时的闽越国国王就曾经种过兰花，乃至于留下了今日的城村。人家，家家有养兰、赏兰的传统习俗，留下了“玉女绣针”这一名贵的素心建兰品种。  

　　宋代，尤其是南宋，兰花的栽培有了很大发展，一代大儒朱熹十分喜爱兰花，他在武夷山著书立说五十年中，不仅种兰，还从学术角度研究兰花。他对古代典籍中的青草与兰蕙做了细分，在他的《楚辞辩记》中写道：“大抵古之所谓香草，必其花叶皆香……。若今之兰蕙，则其花虽香，叶乃无气……。”并作诗曰：“今花得古名，旖旎香更好。”朱熹是历史上较早地探索了古代菊科佩兰与今的兰科兰花的区别，交混与“对接”关系的学者。朱熹曾留下许多赞美兰花的诗句，他在一首兰诗中写道：  

　　“漫种秋兰四五茎，疏帘底事太关情。可能不作凉风计，护得幽香到晚情。”  

　　诗中歌颂兰花超凡脱俗、洁身自好、保持晚节的品格，抒发了诗人不随波逐流，坚守节操的高尚品质。在朱熹的影响下，他的亲友，学生和乡人都崇尚养兰。而在今天的五夫，人们把朱熹当年养过的那种兰花命名为“朱子兰”。或许是受到朱熹坚守节操、“护得幽香到晚情”人格精神的感染，晚于朱熹的宋代画兰大师郑所南，福建连江人，生前极讲气节。南宋亡国后，他不愿做元兵统治下的臣民，乃改名思肖即“思赵”，所谓“义不忘赵”（宋皇室姓赵）。宋亡后他所画的兰以根朝上，不画土为特征，比喻宋亡已无土可依，又喻元朝南侵其根不久，藉以抒发爱国之心与亡国之愤。清代文学家董天工，武夷曹墩人，官至知府，因母故回乡守孝。在武夷山隐屏峰留云书屋后构筑望仙楼居留，修撰汇编了8册24卷的《武夷山志》，集武夷志书之大成。董天工也十分喜爱兰花，他的后人还把董天工当时莳养的一盆素心兰花称之为“董公兰”，至今已祖传了12代。  

　　清代晋江人苏大山在《红兰馆诗抄》一书中，曾记载武夷山有一种特产叫“风兰”，深为国际友人所赏识。当时有一位朝鲜朋友叫朴景山，旅居武夷山，苏大山曾与他相识结下了情谊。不久，朴景山经南平回国，苏大山见朴景山在旅馆的桌子上摆着一盆心爱的武夷山风兰，触景生情，便即席赋了一首《风兰曲》：  

　　“吁嗟万里送君行，剑水潇潇白发生。愿君如花长不老，为咏风兰当渭城。”此诗表达了诗人希望与友人的友谊永远长存的美好愿望，武夷山兰花在此就成了友谊之花。  

　　武夷山的兰花也得到了现代人的喜爱和推崇。1962年，郭沫若到武夷山游览时，也被武夷山的兰花与方竹吸引，留下了“幽兰生谷香生径，方竹满山绿满溪”的诗句。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朱德总司令，一生与兰结下了不解之缘，是一个标准的兰花迷，他一生写了许多咏兰诗，其中最为著名的二首是：  

《咏兰》一《咏兰》二  

　　幽兰吐秀乔木下，仍自盘根众草旁。东方解冻发新芽，芳蕊迎春见物华。  

　　纵使无人见欣赏，依然得地自含芳。浅淡梳妆原国色，清芳谁得胜兰花。  

　　兰花那种清幽、坚韧、质朴、高洁、乐观的精神，那种“不以无人而不芳”、“不为清寒而萎陨”的品格。与朱德那种光明磊落，不畏艰难险阻，为了革命理想奋斗终生的品德相辉映，这也正是中国当代茶文化品格的集中体现。1962年3月13日至16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朱德元帅到武夷山视察时曾流连忘返于武夷山的兰花，他对负责接待的同志说：“武夷山留香涧的兰花闻名中外，我在北京家中种了许多兰花，应属福建的兰花最佳，而武夷山留香涧产的建兰更好”。回去时，朱德还带走了几株“武夷兰”。  

　　朱德种兰、养兰并不是为了孤芳自赏，他常常趁视察疗养之机携带名种兰花，送给各省市的园林部门，供他们繁殖、推广或展览，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这也是朱德种兰、养兰的一大特点和兰德体现。如他曾把“景岗兰”赠与上海龙华花圃（今上海植物园），而“武夷兰”经他之手有幸被赠到了上海龙华花圃和武汉东湖花园。“文革”期间，为了保护好他亲手种养的一批珍贵兰花，他还把包括“武夷兰”在内的钟爱兰花全部送给北京中山公园。朱德与武夷山的这段兰花缘，将永远记忆在武夷山人民的心中。  

　　当你走进武夷山乃至闽北各地的古民居建筑，屋内必定都设有天井，天井中央也必定摆有石花架，而石花架上摆设的基本是兰花。而在武夷山的星村、曹墩、城村、五夫等地，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养兰的传统。可见自古以来，养兰、赏兰已是武夷乃至闽北的一种民俗文化了。  

　　（三）传播武夷兰文化，发展武夷兰产业  

　　从全国看来，兰花属于濒危物种，保护野生兰花资源是全国性的一件大事。武夷山是我国重点旅游区，又是“双世遗”所在地，对丰富的兰花资源更应加以保护和永续利用。也只有在保护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有计划的开发利用，国家林业局已把武夷山市列入国家兰花资源保护的示范基地，并辐射到整个闽北乃至全省各地，这将为我们加强对兰花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创造极为良好的条件。为此，我们一定要加大宣传和教育力度，努力提高全社会保护兰花资源的思想认识，克服和杜绝以往那种“挖兰致富，”“卖兰脱贫”的认识和做法；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野生动植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并采取有力的措施切实有效地保护包括兰花资源在内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同时，发挥乡规民约的作用，化被动为自觉，积极主动地做好兰花资源的保护工作；要建立武夷山兰花科技生态品种园，加快人工繁育的步伐，切实做到使一些“名品”不断种并满足这些“名品”作为规模生产的引种种群作用。  

　　当今世界每年的花卉市场消费额已突破４亿美元。在国际花卉市场上，对国兰名贵的品种的需求日益扩大。而作为国际旅游城市和“双遗产”所在地的武夷山，不仅具备发展兰花产业的独特地域优势，同时具备有独特的品种优势。具体而言，武夷山传统的“武夷银边秋素”、“玉女绣针”、“朱子兰”、“董公兰”等素心建兰名贵品种已是欲购难求。而武夷山寒兰目前已收集到近800个品种，其中比较具备典型代表性的品种就有350多个，如素心寒兰中名贵的就有全红素、青花红素、全黄素、青花白、复轮玉白素等，此外还有碟瓣寒兰、奇花寒兰、叶艺寒兰等。寒兰不仅深得国人喜爱，在韩国、日本、人们还尊寒兰为“兰花之王”。在武夷山发展兰花产业具有广阔的前景。因此，我们要在保护好野生兰花资源的前提下，采用包括组培在内的现代农业高科技手段，加快对名品的培育和商品兰花的生产，并通过市场化运作，做强做大兰花产业，让武夷山兰花香飘四海。  

　　二、武夷的竹与竹文化  

　　我国是世界上竹类资源最为丰富，竹林面积最大，开发利用竹资源最早的国家。竹作为一种特殊的质体，已渗透到中华民族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独特色彩，积淀为源远流长的中国竹文化。闽北人民自古以来就有用竹、种竹、赏竹、爱竹的传统习惯，在悠悠几千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竹子与闽北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形成了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武夷（即指闽北，以下同）竹文化，成为中国竹子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一）武夷的竹类资源与竹乡风貌  

　　闽北是我国南方重点林区，也是我国笋竹主要产区和毛竹生长最适宜区。南平市现有竹林面积34.7万公倾，其中毛竹35.52万公倾，占全省近50%，占全国的10%。20世纪90年代，林业部首批命名的10个“中国竹子之乡”，闽北就占了2个，即建瓯市和顺昌县。  

　　据记载，我国自然分布的竹种约有30余属、1000余种。福建省现有竹类19个属近200个种，而闽北就约有15个属，110余种，占全省竹类总数的三分之二。在闽北，各种散生竹、丛生竹、混生竹兼容并蓄，其中有些竹类植物是全国稀有的种类。如武夷山的方竹，通常人们看见的竹子都是圆的，但唯有方竹是方的。四十多年前，一代文豪郭沫若到武夷山就见到了这种竹子，感到十分稀奇，他在诗中写道：“幽兰生谷香生径，方竹满山绿满溪”。又如武夷鹤藤竹，头大尾小，稳如金刚，又被誉为“罗汉竹”，是做手杖的好材料。这种竹子曾得到开国元勋朱德的喜爱，他手中用的拐杖就是用“罗汉竹”加工制作的。1962年，朱德到武夷山时还带回了十几颗“罗汉竹”，说回去可作为礼品赠给老战友。武夷山还有一种更为罕见的“双杆竹”，它是竹的变异，在主干上分成两支，开叉成双杆，极为稀奇。在闽北，稀有的竹种还有延平茫荡山的白山竹、邵武将石的短穗竹、顺昌郭岩山的大节竹等。当然，在闽北竹类资源中，面积最大的首推毛竹。中国毛竹生态气候区划研究的成果表明，闽北是毛竹适生区中的最适生区。  

　　丰富的竹类资源，尤其是毛竹资源，构成了闽北独具特色的竹乡风貌。凡“拜读”过武夷山的人，总是会被她的绿韵所陶醉。数不完的翠竹，簇簇片片，簇拥着峰岩，遮掩着寺痷，装点着武夷名山，染绿了一溪碧水，使武夷山更加妩媚灵秀。曾有作家写道：“武夷之神韵在于绿，绿之精神在于竹”。游九曲，所乘之竹筏就是用当地上等的8——9根毛竹去皮烤后扎成，一头高高翘起，形状古朴，吃水浅、浮力大，游人乘坐安稳舒适、视野开阔，漂流而下，疾徐相间，可见山景，可赏水色，令游人的诗情画意油然而生。此情此景郭沫若曾有诗赞道“凌波轻筏觞飞羽，不会题诗也会题”。  

　　位于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的建阳黄坑大竹岚，这里是一个天然的大竹园，是竹的海洋。沟谷内竹林、树林、涧溪、瀑布相互衬托，景观丰富，竹林间点缀着奇花异草，飞禽、走兽、蛇蛙以及昆虫随处可见，真所谓“蛇的王国”、“鸟的天堂”、“昆虫的世界”。  

　　在闽北，最常见的植物就是竹子，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你都能见到一丛丛、一簇簇的翠竹装点着城市公园、学校或是农家的庭院。更有许多的乡镇“镇在竹中，竹在镇中”，这些村镇景观所表现出的鲜明竹乡风貌都具有很高的旅游观赏价值。  

　　（二）武夷竹文化的源流和人格精神的体现  

　　武夷竹文化源远流长，内涵极其丰富。我们可以从武夷山古代先民用竹遗迹到竹被广泛用于人们的生产、生活，从竹被作为自然观赏价值的景物，再到竹被作为表现人类精神追求的审美载体这一基本的脉络中，来把握武夷竹文化的深刻内涵和人格精神。  

竹子的使用在武夷山有确切实物可考者是在据今约4000年前，聚居在武夷山一带古闽人悬棺葬中的竹席残片，说明在此之前，竹子已被古代先民广泛使用，先民们在长期劳动中，已经掌握了用竹篾编制成一些生活用品，如竹席、竹筐、竹篓、竹簸等。  

　　在中国文化历史的传承上，竹子的第一项伟大贡献是被用作竹简，即把文字写在竹片上，再把它们用绳子串在一起就成了“书”。竹简为我们保存了东汉以后的大批珍贵文献，如《尚书》、《礼记》和《论语》等都是写在竹简上的。武夷山是否有历史上的竹简遗存至今尚无从考证，但武夷山（闽北）竹子的使用则正好赶上了我国竹子利用的另一项伟大成果——造纸。闽北的手工造纸起源于唐代，宋代开始用当地所产的嫩竹造纸，明代《天工开物》记载：“凡造竹纸，事出南方，而闽省独专其盛”。由于闽北盛产竹，原料价格低廉，造纸就成为闽北各县主要手工业之一。史书记载：“纸，延平府各县皆出，出顺昌者尤佳”。顺昌造纸在宋代已有一定声誉，明代进一步发展，不仅质量好，而且数量大，著称全国。郑和下西洋后，顺昌纸还从海上“丝绸之路”运销东南亚各国。建阳的纸也很出名，《闽产异录》说：“建阳扣，土人呼为纸。宋、元麻沙版，皆用此纸二百年。”可见，由竹而纸，由纸而书，竹子为宋明时期建阳的麻沙、崇化（今建阳的书坊）雕版印刷业成为当时全国三大印刷中心奠定了基础，为中华文化的保存、传播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清代诗人查初白曾有诗云：“西江估客建阳来，不载兰花与药材。缀点溪山真不俗，麻沙坊里贩书回”，真实地描写了外地商贾来闽北贩书的情景。  

　　竹还密切联系着闽北人的衣、食、住、行、用，构成了武夷最具特色的竹文化景观。在竹服饰方面，取竹制冠及用竹做防雨的竹斗笠从古代一直沿用至今，用高科技手段将竹纤维与纯棉、真丝合成纤维织布制衣则是当代竹乡纺织工业发展的重点科研项目；在竹饮食方面，竹笋和竹荪历来就是闽北最著名的土特产，建瓯等县市还把打造中的笋竹城作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而全力实施。延平的“笋燕”、建瓯的“冬笋挖底”是闽北最好的待客佳肴，竹茹、竹沥还是疗疾效果显著的药材；竹建筑方面，毛竹曾是武夷先民建造古崖居这一“空中楼阁”景观必不可少的材料，也是当今闽北乡村们普遍存在的“杆栏式”竹楼的主要用材，而竹胶板则是当今最高档和最环保的建筑装修材料；在竹作为交通工具方面，竹筏不仅带领人们饱览了闽山秀水，更是人们捕鱼、运货必不可少的工具，竹桥在古代曾在溪河纵横的闽北构筑了人们交通的坦途；由竹制成的生活用具更是渗透到了闽北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男人须臾不能离的竹根烟筒到女人下厨不可少的舀水竹管、烧饭竹篱，从挑物送粮的竹扁担到盛土装石的竹簸箕，晾晒稻谷的竹席竹筐，无一不是用竹子做成，而现代社会已越来越崇尚绿色消费。各类竹制用品诸如竹家具、竹凉席、竹帘、竹筒罩灯更是大行其道，走进了千家万户。  

　　竹子在闽北的重大民俗活动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最引人入胜的当属建瓯挑幡。相传始于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在迎请唐王朱棣键入闽组建反清复明义军时，招募大军横渡海峡，建瓯青年和造船工匠纷纷入伍出征，参加收复台湾战役。战后，部分将士凯旋而归，并把军旗带回家乡，与家人团聚。家乡父老为子弟兵英勇壮烈感到欣慰，于农历正月二十九日，备酒宴请，搭台唱戏。人们用大毛竹制成“长杆”，把将士们带回的军旗捆在“长杆”上，在激昂的鼓声中，左右挥舞，上下翻腾，以表达对捐躯将士的怀念。这一“挑幡”绝技一直延传至今。挑幡也逐渐升华为融体、技艺和舞美为一体的“中华一绝活”。1998年，还被列入上海大世界吉尼斯之最。  

　　竹子除了具有生态适应性强、用途广泛、经济价值较高特点外，更具有特殊的观赏和审美价值。人们在长期生产实践和文化活动中，把竹子的生物形态特征总结升华成了一种做人的精神风貌，成为象征中华民族的人格评价、人格理想和人格目标的一种重要的人格符号，如对竹生物形态中的虚心、有节等，其内涵已成为中华民族品格、禀赋和美学精神的象征。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作《养竹记》，盛赞“竹本固、竹性直、竹心空、竹节贞”的品行，将之比作贤人君子。宋代著名文学家苏东坡的《于潜僧绿竹轩》中道：“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令人俗”，把竹看成是陶冶品格的良师益友。清代的郑板桥是写竹画竹大师，他的著名的《竹石》诗云“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高度赞扬竹子不畏逆境、傲立挺拔的秉性。他的另一首《竹》诗云：“一节更一节，千枝攒万叶。我自不开花，免撩蜂与蝶。”诗人抓住竹子一般情况下不开花的特点，表达了自己宁愿保持本色，也不逢迎取宠的志向。  

　　家乡竹子刚直不阿的秉性和中华竹文化的人格精神，也深深植入古代闽北一大批名垂青史、杰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名人身上。被誉名“出将入相，南渡第一名臣”一代名相邵武人李纲，生活在北宋到南宋民族矛盾跌宕起伏，国家危亡之际，他力主抗金，多次被罢官、驱逐，但他收复失地，重建河山的抱负坚定不移，朱熹赞誉他为“孤忠伟节”、“一世伟人”。同样是生活于外患内忧的北南宋王朝交替之际的顺昌人廖刚，北宋绍兴七年，官至御史中丞，时宰相秦桧当权，想拉拢利用廖刚的“台谏之力”，作为排除异己的力量，但廖刚非但不肯按秦桧意旨行事，在朝堂之上反而对秦桧招降纳叛、卖国媚敌举措一一予以揭露，虽遭贬职，但“高洁气质，完名全节，仪型百世”。闽北的历史名人中，仅宋一代，还有建瓯的直言敢谏的御史曹修古，刚直不阿的太史学家袁枢；浦城有被《宋史》称为“清叟父子，兄弟皆风节相尚”的徐应龙、徐荣叟、徐清叟，有勇于直言、勤于吏治的贤臣大儒真德秀；还有不与奸相同流合污，虽皇帝“三诏而不仕”的政和陈朝老，秉公执法、为民洗冤的大宋提刑官被后世誉为世界法医学鼻祖的建阳的宋慈等。当然以胡安国、杨时、游酢、罗从彦、李纲、刘子翚、朱熹等一代名儒，他们在人格理想方面更是坚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处处以气节相尚。在宋时那种朝纲不振、内忧外患的时局中，怀抱“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学术使命和人生理想，在朝为官则清廉自谏、造福众生，被罢遭贬则退居山野，传道授学。闽北先贤们这种“淡泊名利，刚正重节”，这种“达而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境界，不正是中国竹文化所倡导的“刚”、“柔”、“忠”、“义”、“谦”、“贤”、“德”等品格的真实写照吗？  

　　在现代中国革命史中，先辈们以竹题诗作画以言志的也颇多，其中以红军名将方志敏烈士最为典型。方志敏曾于1931年至1932年9月，先后二次率红十军从赣东北中央苏区根据地入闽作战，为闽北（以武夷山为中心）苏区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平生寄情山水、志向高远，曾自撰诗联挂于卧室以自勉：“心有三爱奇书骏马佳山水，园载四物青松翠竹白梅兰。”甚至自己的儿女也以松竹梅兰取名。可见竹子在他心中的地位，也许正是闽赣苏区根据地充满无限生命力的满山翠竹给了他心灵的撞击，使他在革命的艰难关头写下了气贯长虹的咏竹史诗：“雪压竹头低，低下欲沾泥。一轮红日升，仍旧与天齐”。每当我们吟诵方志敏烈士这首咏竹诗时，他在武夷山战斗的情景又历历在目。他曾亲手在坑口村的土墙上挥毫写下“中国红军万岁”六个大字。当年，红军和国民党反动派战斗在武夷山市徐庆桥的桥栏桥柱上留下的一个个弹孔，无一不印证了当年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武夷山竹文化也因此续写了光辉的一页。  

　　（三）弘扬武夷竹文化精神内涵，做大闽北竹产业  

　　武夷竹文化博大精深又源远流长。在当今追求文明和谐的社会文化中，作为竹乡的人，我们更应该挖掘竹文化所蕴含的深刻精神内涵，弘扬竹谦虚谨慎的品格、坚韧不屈的气节、无私贡献的风骨、高风亮节的灵魂，把竹的精神融入在生活、工作中。体现在广泛的社会接触交往中，为提高自我、振兴事业、振兴家乡而奋力拼搏，展现竹乡人特有的精神文化风貌。  

　　推动武夷的竹文化发展，最佳的结合点就是发展好闽北的竹文化旅游。竹不但有挺拔秀丽的形态美，而且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也因其高风亮节的人文品格象征，给人“一种情趣、一种激励”，更因山有竹则山青，水傍竹则水秀。竹景观作为旅游开发的前景是广阔的，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竹子为主要旅游的生态景观资源的竹文化旅游已成为21世纪的新时尚。为此，首先要注重保护竹种资源，使竹子得到合理的永续的利用；其次是要加快竹的人文景观的建设，如以竹子为主题的竹类植物观赏园，以竹子为主要建筑材料的竹建筑景观，以展示介绍竹文化为主题的竹文化博览园等；再次，必须大力发展竹文化旅游商品（纪念品）和竹旅游食品等，以增强竹乡竹文化旅游的吸引力与附加值。  

　　竹，尤其是毛竹，因其本身具有广泛的用途而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并成为一大产业。竹产业是林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集生态、经济、社会效益于一体的绿色产业。目前，闽北已经开发形成笋食品加工，竹家具、竹板材加工，竹浆造纸，竹工艺等几十个系列，数万个品种的竹产品系列。2005年，全南平市竹业总产值已接近50亿元，竹业经济已占林业经济的半壁江山，竹业已成为闽北最具潜力和活力的产业之一。必须进一步加大竹种资源的培养，采取一系列科技生产措施，优化竹林结构，提高毛竹口径和立竹量，提升竹资源贮存，为竹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必须进一步加大笋竹原料的深加工，提升附加值，努力使山下加工产值的比例不断超过山上竹林产值，使竹子的加工利用从传统的原竹利用和日常用品加工为主发展到建筑、食品、家具、艺术、医药、保健、旅游等更广泛领域，从而形成一个由资源培育到加工利用、出口创汇的新兴行业。  

　　三、武夷的桂花与桂花文化  

　　桂花，又称“木樨”、“岩桂”，是我国传统的十大名花之一，素以“清雅高洁，香气浓郁”而著称，自古以来人们就寓桂花以吉祥和美好之意。武夷多桂树，现代桂花四大品种金桂、银桂、丹桂和四季桂各县均有分布，闽北桂花的栽培历史悠久，桂文化源远流长，尤其是浦城的“丹桂文化”，更以其深邃的历史文化积淀，浓郁的民俗风情和现代特色经济的完美结合而成为我国当代桂花文化的一个特色品牌。  

　　（一）武夷桂花文化的源流及内涵  

　　武夷桂花文化是中国桂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中的一朵奇苑。  

　　在我国有关桂花最早文字记载是公元前3世纪春秋战国时的典籍《山海经·南山经》，提到“招摇之山多桂”。《山海经·南山经》也载有“皋凃之山，其山多桂木”。而后的《吕氏春秋》赞称：“物之美者，招摇之桂”，战国时期楚国三闾大夫屈原《九歌》中载有：“援斗兮酌桂浆，辛夷车兮结桂旗”。可见当时的人们已把桂花视为世上最美好的事物，并提及桂花的观赏与食用价值了。  

　　我国桂花的栽培历史近2500年以上，据历史记载，我国自汉代就开始栽培桂花。西汉刘歆撰《西京杂记》记载：汉武帝初修上林苑,群臣所献奇花异木两千余种,其中有桂十株。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武帝破南越后，在上林苑中兴建扶荔宫，广植奇花异木，其中有“桂”一百株。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也有“桂菱木兰”等记载。由此可见，汉代桂花已被引种于帝王宫苑，成为名贵的花卉与贡品。  

　　农历八月，古称桂月，正是桂花盛开季节，也是赏月的最佳时机，芳香的桂花，中秋的明月，引发了古人无限的遐想，于是就有了“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等脍炙人口的神话传说，而借喻仕途得志，飞黄腾达的“蟾宫折桂”，更是一般文人墨客向往的目标。  

　　魏晋以来，文人诗词咏桂成风，名句佳作颇多。唐代诗人李白的诗云：“世人种桃李，皆在金张门。攀折争捷径，及此春风暄。一朝天霜下，荣耀难久存。安知南山桂，绿叶垂芳根。清阴亦可托，何惜树君园。”诗中把桃李的“一朝天霜下，荣耀难久存”和桂树“绿叶垂芳根”相比较，其品格高低，自见分晓。诗中还表明诗人要植桂园中，“既可时时观赏，又可时时自勉”的心情。以桂入诗的还有李贺的“联翩桂花坠秋月”，白居易的“山寺月中寻桂子”，杨万里的“不是人间种，移从月中来”等，宋代诗人吕声之咏桂诗颇具有代表性。“独占三秋压众芳，何夸橘绿与橙黄？自从分下月中种，果若飘来天际香。清影不嫌秋露白，新丛偏带晚烟苍。高枝已断郄生手，万斛奇香贮锦囊”。他称赞桂花是三秋期间领衔花木，乃月宫仙种，其香瓢自天际，“清影不嫌秋露白，新丛偏带晚烟苍”写出了秋露之中，傍晚之时，桂花清影显得神清气爽，郁郁苍苍的气韵。而“高枝已断却生手，万斛奇芬贮锦囊”，借用《晋史》：“郄洗对策第一，武帝问之曰：臣今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一枝”这一“蟾宫折桂”之典，意思是桂花高枝已被当代英才折在手，而其花囊之中竟能贮有万斛之香。诗中突出了桂花的名品和奇香，也表达了对“攀桂”、“折桂”的美好向往的心情，较全面体现了古人对桂花的文化解读。总之，古人是把桂花赋予了高尚的道德和崇高的品质，视桂花为高贵、贞洁、荣誉的象征，代表着胜利与吉祥。  

　　闽北的桂花栽培历史有文字记载约有两千年，浦城早在西汉中期，东越王余善在此筑汉阳城（是福建载入正史的第一城），到东汉建安初年正式置县，1800多年来均有桂花栽植记载，南朝江淹任吴兴县令时曾经组织百姓种桂，现存明嘉靖年间的《建宁府志》和清光绪时期的《续修浦城县志》，也有种桂花的记载，表明桂树常被植于农户的房前屋后，或作为村口风景树，也植于古寺庙旁。早在南北朝时老百姓已开始自制桂花蜜茶。  

　　浦城县现有多株千年以上大桂树，其中有棵被誉为“福建桂花王”并被列入《中国桂花集成》的“唐桂”，被称为“九龙桂”，位于浦城县临江镇水东村阳柳尖自然村，树高15.6米，冠幅18米，覆盖面积230平方米，专家测定树龄为1100年以上。在闽北各县市，古桂树还有许多，如现存于武夷山武夷宫（冲佑观）主殿庭院里的两株桂树，则是宋代遗存下来的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  

　　武夷的桂花文化与闽北的文化发展及其固有的人文精神紧密相连，形成了特有的内涵与表现形式。在汉语中独享两个成语——“梦笔生花”和“江郎才尽”而名垂青史的南朝文学家、政治家江淹，曾任吴兴（今浦城）县令，他曾以吴兴县令之名要求家家户户植桂三棵，允许花朵归栽种者所有，树树挂牌，子孙继承。一千五百年后的今天，也许江郎时所植的丹桂已无太多的遗存，但江淹写下的无数咏桂诗仍流芳千古，如“望古一凝思，留滞桂枝情”、“丹桂一叶旧，碧草从此空”、“余坚碧不灭，桂华兰有英”、“山中有杂桂，玉沥乃共斟”、“苍苍山中桂。团团霜露色。霜露一何紧。桂枝生自直”。“桂之生于山之峦，纷可爱兮柯团团。”等江郎丹桂之情付诸行动又溢于言表。当代作家张建光曾写文感言“江郎当然喝着丹桂花茶。……，江淹的梦笔之花，应是一如丹桂。”“江郎对得起仙人所赠五彩笔，也对得起高贵热情的丹桂”。  

　　桂花的品格被闽北文化名人所赞赏而赋予了武夷文化人文精神的深刻内涵主要是在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这一时期，理学闽传，理学文化在闽北兴起，并集大成，武夷文化发展进入了兴盛时期，闽北出现了一大批彪炳史册的重要历史人物。他们中的许多人爱桂，赏桂，借咏桂抒发自己的志趣和情怀，人生态度，成就了武夷桂文化史上一桩桩趣谈。  

　　北宋著名学者罗从彦，南平东坑罗源村人，毕生致力于理学研究，他曾在南平筑室山中，绝意仕途，潜心著述讲学，朱熹的父亲朱松，老师李侗等皆是其门下，在宋代理学发展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时称“道南第二人”。罗从彦赏桂诗作云：“仙窟移来成美景，东堂分去结清阴。我今不愿蟾宫折，待到蟾宫问上吟。”其穷尽毕生致力于理学研究，不愿“折桂”的性格虽然使其错过了仕途的机会，却成就了伟大的学术造诣。  

　　“亭亭岩下桂，岁晚独芬芳。叶密千层绿，花开万点黄。天香生净想，云影护仙妆。谁识王孙意，空吟招隐章。”这首著名的咏桂诗由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所作，诗中写出了桂花的生态习性（生于岩岭间），物候表现（花开仲秋时节）以及挺拔的主干、层层叠叠的枝叶和稠密的花朵。由此诗人进一步写道，在桂花“天香”般清幽的香气里，人们的思想也会变得纯洁起来，桂花的“仙妆”会让云彩也为其护佑，至此诗人很自然地把桂花与隐士的生活联系起来，指出人们只是陡然念诵起《楚辞·招隐士》文章，又有谁知道王孙真正的意愿呢？诗人巧妙地写出桂花“虽处僻远亦自芳”的品性，表达了对自由安详生活的向往，流露出自身甘于淡泊，不求闻达的思想感情。联系朱熹一生宦海沉浮，屡屡辞官归里，僻居山野，在闽北先后建有寒泉精舍、武夷精舍、沧州精舍等书院，潜心学问，传道授业，终成一代理学之集大成者而名垂青史，不正是应验了桂花这种高贵的品性吗？  

　　南宋著名爱国名相李纲，邵武李家坊人，他秉性正直，为国为民，力主抗金，虽多次遭贬，但仍直言敢谏。建安四年，建州（今建瓯）爆发范汝为起义，朝廷急遣韩世忠出兵镇压，建州被攻陷，韩世忠认为建州百姓依附范汝为，因而“须尽诛”。李纲闻讯，昼夜兼程，赶到建州，会韩世忠说“建民无辜，为何全诛！”在李纲的干预下，韩世忠收回屠城令，数十万建州百姓才以得救，所以宋、明、清三朝，建瓯人尊李纲为“芝城之父”，立祠塑像以祀奉。李纲不仅爱家乡父老爱家乡的桂花，他抗金壮志未酬，晚年隐居福州，其书斋就命名为《桂斋》，而且亲植桂花以明志。在两首题木犀的《采桑子》词中云：幽芳不为春光发，直待秋风，直待秋风，香比余花分外浓。步摇金翠人如玉，吹动珑璁，吹动珑璁，恰似瑶台月下逢。”“枝头万点妆金蕊，十里清香，十里清香，介引幽人雅思长。玉壶贮水花难老，净几明窗，净几明窗，褪下残英簌簌黄。”词中把桂花“不与百花争春，直待秋风幽芳”的品格描绘得淋漓尽致。其后，晚清民族英雄林则徐在福州西湖荷亭边重修李纲祠时，在祠旁筑了一个读书处，也题名为《桂斋》，以表继承李纲的爱国遗志，这正应对了李纲词中写的“介引幽人雅思长”了。  

　　武夷的桂花文化因有了江淹、罗从彦、朱熹、李纲等文人与名相的题咏及他们高尚品格的辉映而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在武夷桂文化中，桂花象征着正直、坚强、淡泊、爱国。  

　　（二）武夷民俗文化中的桂花文化  

　　桂花不仅具有观赏价值，而且还具有极高的食用与药用价值。闽北自古以来就有以桂花入食的习俗，经过千百年来的演变，桂花食品已承载了浓郁的民俗文化底蕴，而成为一种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食品了。被誉为“闽北第一点”的延平峡阳桂花糕，它以天然桂花密存三年后，取出，配上健脾化气的肉桂、沉香，佩兰等中药精制成“桂花酱”，然后拌入炒爆、碾细、蒸熟的糯米粉中，再加上优质的糖、五香粉、盐水，揉制成糕，再用水蒸气给以温润，使其久置不松碎，成为香甜可口，捉神健脾的美妙佳点。峡阳桂花糕不仅好吃，而且还有一段古老的传说。峡阳的应氏家族第十七代孙应春溪，聪明能干，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且仗义疏财，好打抱不平。嘉靖年间一个秋季，正当桂花飘香时节，遇上皇后做寿。机灵的应春溪带上家乡的“爆花新糕”谐音“暴发升高”前往祝寿，皇后品尝后以为这“暴发升高”桂花味香浓，正好预示着她的诞辰吉日，因此特别高兴的她就将其糕命名为桂花糕，自此，峡阳桂花糕就扬名天下了。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庆功会上，不少从军的延平峡阳的弟子推荐了家乡的桂花糕，就这样，峡阳的桂花糕首次进入了台湾。  

　　峡阳桂花糕因含有“暴发升高”的吉祥谐音，又芳香可口，携带方便，因此，每当有人升学、从军、远行或是搬迁、喜庆，人人都要寄送上几封（包）又经济又可口的峡阳桂花糕，这也成为了当地的一种民俗风情。  

　　浦城桂花茶，则因其制作工艺的历史悠久，文化寓意的深厚而闻名于世。在浦城，早在南北朝时百姓已开始自制桂花蜜茶。在浦城乃至闽北，赏桂花、喝桂花茶，已是山城人的一种生活状态，一种文化现象。据清代梁恭辰在道光年间写下的《蜜浸》中记载：“今浦城大小宴集，以及新正（正月）款客，新宾登门，无不需此。”此风自古沿袭至今。现代散文作家沈真豪在他的《山城水清清》中写道：“城里人待客，迎客不是茶，而是泡一杯糖桂花。杯子是无色玻璃的，滚烫的水刷地冲下去，桂花瞬间全开了，鲜灵灵的和活的一模一样，主人笑盈盈地递过一支花瓣状的长柄小银匙，轻轻一搅，红艳艳的桂花开得生意盎然，扑鼻的清香，丝丝缕缕，清清淡淡，沁人心胸，又悄然弥漫开去，品一口，余味无穷，仿佛消融在一派氤氲的香韵里。”千百年来，浦城人以桂花茶待客，即热烈又充满乡土人情，儿女出门远行，带上桂花茶，既可馈赠亲友，爱故乡之意也浓在其中。  

　　桂花的收采和桂花茶的制作也颇具讲究，构成了一幅生动的乡村采桂写意画。每临中秋时节，丹桂绽放盛开，在短短的二十多天中，桂花有二次开花期，第一次，只有扑鼻的香味，一般看不到什么花，人们称它为"佛花"，这时开的花，人们不去开采它，让它自开自落。第二次开花时，人们就在桂花树下，铺上几张谷席，用长竿往树枝叶腋间轻轻扫动，艳红色的桂花便纷纷扬扬飘落下来，伴以从叶缝漏下闪闪烁烁金丝银线似的阳光上色，桂花就像金灿灿的碎金飘洒。把谷席上的花扫拢起来后，用白鹅羽毛把花蒂枝屑剔除，用滚沸的开水捞一下，拌上白糖浸清封藏，待到正月里用开水冲泡，便成色鲜味香、脍炙人口的桂花茶了。桂花茶也成了闽北人传统的食品甜味佐料，如桂花汤圆、桂花糖年糕、桂花甜酒酿、桂花银耳汤等，皆是老少皆宜的保健食品。  

　　（三）传播桂花文化，实施品牌发展战略，做大做强丹桂产业  

　　桂树是香满天下、誉满天下的宝树，是高雅、荣誉、吉祥的象征，也是和平的使者，幸福和谐之花。闽北不仅有悠久而深邃的桂文化的历史积淀，在今天的闽北，尤其是浦城，丹桂文化更是大放异彩，并由此催生了一个最具特色的产业——丹桂产业。  

　　1987年7月，浦城县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将丹桂命名为县花；2004年，浦城县成立了桂花协会；同年，浦城把桂花作为名优乡土树种列入浦城四大商品树基地建设规划；2006年，浦城县人民政府成立丹桂产业发展协调委员会并制定《浦城县丹桂生长发展规划》；2007年1月，中国经济林协会正式命名浦城为中国丹桂之乡，浦城丹桂目前正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切都为丹桂文化的传播和丹桂产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  

　　闽北桂花资源丰富，仅浦城一县，现已初步查明的桂花品种就有20个，其中银桂品种群13个，金桂品种群3个，丹桂品种群2个，四季桂品种群2个，现已发现的树龄在百年以上的古树58棵。浦城现有丹桂培育基地二万亩，每年可供各类苗木600多万株，加上闽北各地的桂花苗木基地，其规模是十分可观的，这也为桂花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发展闽北的桂花产业，一是要加强桂花野生物种资源的保护，尤其是对桂花的古树名木保护，要采取包括法律手段在内的强有力措施，坚决杜绝“古树进城”而挖大树这种卖“祖宗骨”的做法，以保生态的平衡和桂花种群的繁茂；二是要在政府的主导下，做好桂花产业的发展规划，坚持市场导向，构筑产、供、销相互协调发展的产业格局；三是要努力扩大种植面积，充分发挥桂树在城市、园林绿化中的品种优势，把闽北的桂花推向全国各地，增加农户的收入；四是要在桂花的使用价值、药用价值上下功夫，大力发展以桂花作为原料的食品、医药、化工产业，以增加桂花产品的经济价值；五是发展以桂花景观及桂文化为特色的旅游服务业。总之，必须抓好闽北桂花尤其是丹桂这一其它地方鲜见的独特优势，发挥品牌优势，做强、做大丹桂产业。